陈恪的“学习”生涯，正式开始。

他每日准时点卯，枯坐于那间冷清的值房。

案头堆满了《都察院则例》、《大夏会典·监察分卷》、历年御史奏议汇编，甚至还有各部院及地方上报的、早已蒙尘的文书副本。

他读得极慢，极细，不像是在浏览，更像是在解剖。

同僚们最初还带着几分好奇与警惕，但见他整日埋首故纸堆，既不争抢油水厚的差事，也不参与任何私下的小圈子，甚至对永丰仓一案也绝口不提，仿佛真的认命服软，甘于坐这冷板凳。

那股审视的目光便渐渐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轻蔑——果然是个只会死读书、不通实务的呆子。

唯有陈恪自己知道，他在这浩瀚繁琐的规章条文里，看到了什么。

他看到的不再是冰冷的条款，而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权力边界，是各方势力博弈后固化下来的阵地图。

哪些条款被频繁引用，哪些形同虚设；

哪些流程冗长复杂，恰恰是为了阻碍办事效率；

哪些看似不起眼的副署、备案环节，实则卡着要害；

同一件事，引用不同的章程，竟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……。

这哪里是律法？

这分明是一部写满了“可行”与“不可行”的官场生存密码。

在青州，他靠的是超越时代的制度设计和一往无前的魄力；

在这里，他需要的是对这套既有规则极致的理解与运用。

“王伯，”

这日午后，陈恪指着《则例》中关于“风闻奏事”的一条，向负责文书归档的老书吏请教，

“此条言，‘凡风闻之事，需略具梗概，不得以空言入奏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