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宁放下望远镜，面无表情：“靠过去，炮舰两侧展开，封锁海湾。放舢板，一队人上岸。”

半个时辰后，小小的渔村陷入了末日。试图驾着小舟逃跑的渔民被炮舰上的轻型火炮轻易击沉。

上岸的陆战队士兵踹开破烂的木板屋，将惊慌失措的男女老幼驱赶到沙滩上。经过简短而粗暴的甄别——主要是看手上茧子的位置和是否有武士常见的断齿或纹身——三名被认为是头目的老渔民被拖出人群，当场砍头。其余青壮被绳索捆成一串，准备押往最近正在修建的炮台工地。哭声和哀求声被海风与士兵的呵斥淹没。

“盐灶砸了，屋子烧了。”甘宁看着腾起的黑烟，对副官下令，“通告所有控制区，私煮盐、私造船、未经许可离岸三里者，皆以此为例。”

这样的“荡涤”在洪武元年的春天里，沿着九州海岸线反复上演。明军的战舰如同移动的堡垒和法庭，将死亡与秩序强加于每一处海湾与渔村。反抗的火焰尚未燃起就被冰冷的铁血浇灭，剩下的只有驯服或死亡。

而在唐津港内，却是另一番日益“繁荣”的景象。随着第一批“东征特许商引”牌照的发放和皇帝谕令的抵达，来自青州、徐州等大明直接控制区，乃至幽州、并州等北方腹地的商船开始络绎不绝地驶入。

码头上堆满了从北方运来的布匹、铁锅、茶叶、药材，以及专门为军队准备的成捆箭矢、备用弓弩零件和特制的压缩干粮。

商贾们穿着绸衫，小心翼翼地避开巡逻的士兵，在军方指定的区域内与穿着旧式倭服的投降小吏或明军后勤官交易。他们用带来的货物，换取凭证，再去军需库提取等价的缴获——可能是几锭成色不错的白银，一袋未经打磨的珍珠，甚至是几名被标明“温顺”的年轻倭女（这些女子的去向，无人深究，合约上只写着“劳务输出”）。

一个青州来的大海商，家族世代经营渤海贸易，刚刚用六十车上好辽东毛皮和三十车幽州精铁（皆是大明控制区特产）的“贡献”，换取了优先购买两处新控制小型银矿未来三个月产出的权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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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红光满面，对着随行的账房先生低声道：“看见没？这才是泼天的富贵！比在河北和那些世家勾心斗角强多了！赶紧写信回去，让家里再多派船，多运辽东的人参、皮货！陛下的牌照，就是金山的路引！吴国、蜀国的商人？哼，他们眼红也没用，这海路，现在姓明了！”